郑永年：为何中国的发展能自外于东BetVictor Sports(伟德体育)国际官网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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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对地，发展型国家理论则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并将东亚地区的优越表现解释为一种投资水平和投资构成促成的结果，这种投资水平和投资构成，既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理论，也不同于许多其他最不发达国家所奉行的“干预主义”经济政策。政府政策故意进行一些“错误”定价，改变了向分散的市场主体发出的信号，使它们做出了错误的回应，并利用非价格手段改变市场主体的行为。由此产生的高水平投资，导致了设备的迅速更新换代，从而将新技术快速地转移到实际生产中去。

　　他在研究中采用了一种更加动态的方法来考察不同历史时期里国家角色的变化。在一个历史时期行之有效的国家政策，在另一个历史时期里可能会失败。收入分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初奉行平等主义的东亚社会，如今的分配结果却分道扬镳，日本维持着适度的贫富差距，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则在全球化时代里见证了收入差距的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有研究甚至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亚洲贫富分化严重的经济体之一。

　　对发展型国家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另一个重要的综合，来自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NSE)。凭借其在中国经济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丰富经验，林毅夫认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里，国家可以通过适应其不断变化的比较优势，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格申克龙(Gerschkron)和库兹涅茨(Kuznets)建议国家应当积极干预，以创造有利于工业化的要素价格，而新结构经济学并不持有这种主张，而是认为国家应将其作用局限于提供信息、培育新产业和鼓励外国投资，同时依靠市场在产业升级和多元化中发挥核心作用。

　　发展型国家理论、新古典主义理论以及各种将它们综合起来的理论，都试图解释中国。一方面，学者们运用发展型国家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发展。韦德和他的合著者们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CDS)和社会主义发展型国家(SDS)的理念与经济体制非常不同，但它们有最大的相似之处，即“它们都是成功的范例……由一个强大和普遍存在的国家倾举国之力进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新古典主义学者来说，中国就像其台湾地区、韩国等东亚地区的其他经济体一样，一直在按照英美经济模式进行改革，抛弃了发展型国家主义的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