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遭”抛弃这枚银币如今却价值千万BetVictor Sports(伟德体育)国际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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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东官银钱局开铸前，中国还没有使用近代机器制造银币，各地行用以两为单位的银锭，在形状、重量、成色方面的标准有诸多不同。据1918年《币制节略》记录的中央政府库平与地方通用平比较表可知，银锭铸造以地方论有四十八处，以平砝计有六十五种之多，可以想象在更早时期完税及交易程序的繁琐复杂。16世纪下半叶，海上贸易引进了大量外国银元，初期人们都将其改铸银锭，尔后发现洋银重量成色一致，可论枚计值，使用方便，洋银逐渐直接在市面上通行，到19世纪初已深入内地。

　　1841年香港开埠时，该地流通货币受广州影响，除铜钱外各种银元如墨西哥鹰洋、印度卢比、英国银币皆可使用。然而英国政府意图把香港的货币制度建立在英国体系上，要求其法定货币和价值标准须与英国的各海外属地同为一体。但英镑是金本位制，而香港受中国内地银元、银锭的影响，属于银两本位制，导致货币兑换价格不对等。1850年左右，英镑在香港汇兑时贴水超过一成，在上海更达二成，驻港英军对汇兑价被低估的损失深表不满。因此，香港总督一直希望在当地建厂发行港元，并通过通商口岸逐步替代其他洋银。

　　罗便臣于1859年出任香港总督后，积极推动香港贸易及争取在香港发行适合当地使用的如十进制的货币，此外还可防止假币泛滥，取代来源不稳定的鹰洋。经过几番努力后终获呈准，于是在1864年购置土地及机器设厂，同时筹备银行；1865年成立香港上海汇理银行，即后来大名鼎鼎的汇丰银行。1866年5月7日，香港造币厂在新港督麦当奴的主持下举行开工典礼，正式名称为“香港铸钱局”。由于营运时间甚短，外界知晓者少，多称其为“香港造币厂”。

　　香港铸钱局开幕之初，市场期望颇高，很快收到超过120万盎司的银锭、银条及戳记过多的烂版银元来改铸新币。然而，因港府的计划不周，未考虑到新币在银货市场各种情况下价值的差异，加上用人不当、管理不善、准备不足等情况，原定日产4万枚银元，第一个月却只造出了3万枚。由于新币先天失调——成本高、产量低，加上立法禁止在币面维多利亚女王肖像上打戳，不利于在内地流通，加上此时鹰洋已可充分供应，因此新币没有得到两地商民支持。到年底结算时，造币所得还不足抵销建厂借贷的利息。即便后期产能提高，却因订单数量太低不能给当局带来预期的利润，币厂仅能依赖代中国或日本制造银币来维持营运。

　　1866年8月，港督通过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转交清政府新币的样品，年底得到恭亲王答复。恭亲王驳回了新币采用之请，但同意用于海关完税，并表示由于清廷先前未能顺利发行咸丰大钱，故预期推动银元也会遭遇困难。但新币市价低于鹰洋，此与原先推行各商埠取而代之的构想差异过大。事后港府试图以配合中国习用的银两制试作“上海壹两”新币，模具于香港本地雕刻，在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送出样币至上海转呈北京清政府，但未被接受。

　　同治六年十月，香港造币厂厂长金达在赴日本洽公时途经上海，与驻华公使馆汉务参赞威妥玛进行会谈。威妥玛建议试作新币，重量采用各通商口岸进出口税征收标准之海关平（37.68克），比以上海地方所用漕平（36.64克）更适合贸易需求。威妥玛还手绘草图，壹两正背面除龙图外全部是中文，分别是“中华通宝壹两”及“同治年铸”，同时增加五钱、二钱、一钱及五分等辅币。威妥玛的设计是参照清政府早先颁发太平天国运动有功之常胜军（洋枪队）将士的“奖武功牌”，这种双龙图案日后常见于清代各种勋章、赏牌。

　　金达会谈后将上述内容呈报港督麦当奴着手进行，副本也报送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协助推动。据现存英国皇家造币厂档案中发现的改绘图稿，增加了“银”字且铭文全在正面，有趣的是书法虽佳上端文字左右读法却与传统不合；背面则去除英国皇室的嘉德勋章简徽（即香港钱币研究会前会长张璜在1981年编著的《中国银元及银两币目录》戏称之“吊袜带”），双龙置于外圈，中心为太极八卦图。但雕成币模时，文字面改成了“中外通宝”及“关平银壹两”，也因此太极八卦图案，早期有为韩国对外贸易制作之说。

　　钱币界最早进行有关查考的是对中国机制币极有研究的意大利外交官罗斯，但有具体成果的是铜元收藏大师伍德华。伍德华的研究于1937年8月发表在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杂志》月刊上，惟当时未见实物且所获资料内没有威妥玛的草图，误以为此事半途而废。彼时“七七事变”“八·一三”淞沪战役连续爆发，国内泉界或无暇顾及，始终将“上海壹两”及“中外通宝”两者视为上海工部局委托制作。只有耿爱德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币图说汇考》中对前者有正确记述，对后者则再比较各种说法，如辅币面值两侧图案的茶树源自中国而非韩国等，此币应归类中国，来源可能是英国，这一判断正确但无具体证据。

　　在“关平壹两”进行之际，英国驻北京公使阿礼国就与恭亲王面谈后于1867年11月22日致港督麦当奴的13页长函中，说明了没有继续推动机器制造银币的必要，因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1863年上任后曾多次向清廷建议设置造币厂，均无下文，若施压或强行推动可能产生反效果；他还指出此事是在清廷当时有事相求于英使馆、条件很好的背景下提出的，但也无法推动。信函内没有提到清廷对上海壹两样币本身的任何意见，但这一回复就此决定了香港造币厂存废的命运。1868年2月22日港督收到英国政府授意结束造币厂，他随即裁定4月25日关厂并寻找买主。港督提议，若此造币厂的关闭是不可避免之事，应“务实的”尽早实施，他也指示厂方，邻近国家有意购买前不应停工。因澳大利亚签约动作迟缓，最后机器设备在1870年以6万港元卖给了日本以成立大阪造币局，厂房及厂地则以6.5万港元的价钱售给怡和洋行，改作炼糖厂。港府之所以在香港造币厂事件上大费周章，乃因投资巨大，有学者估计这45万港元的开办费相当于如今的2亿港元以上。

　　中外通宝银两币何时在内地出现，目前未见具体记载。1938年6月上海出版的英文《中国杂志》月刊登出一枚壹两仿品的图片，当时认为纯属臆造币，只因其以类似真品拓片仿刻才会如此逼真，可见流入内地已有若干时日。据2019年施新彪、周寿远、李维编《中国近代铸币仿造臆造拓选》页七可知，上海钱商平玉麟曾仿造中外通宝银币。实物照片首见于1949年出版的施嘉幹《中国近代铸币汇考》图版63，此品于1998年捐赠上海博物馆并展出，图片见2000年该馆出版的《施嘉幹先生旧藏中外钱币》46页。据耿爱德《中国币图说汇考》记录，上海钱商于1950年在北京鉴定全套五枚为真品，其中壹两与五钱由其收藏。按香港铸钱局结束后售予日本，金达在1870年3月至1875年1月间担任日本大阪造币局造币首长，这或也解释了日本银行藏有关平一钱及大阪造币局被列入可能出处的原因。

　　从存世情况来看，“中外通宝”壹两主币目前仅知7枚，有3枚分别藏于海内外博物馆。英国皇家造币厂博物馆藏品由香港造币厂厂长金达亲属捐赠；上海博物馆所藏为施嘉幹夫人于1998年捐赠；上海造币博物馆藏品则为美国收藏家包克的亲属于2010年捐赠。另外4枚收藏于民间，耿爱德图版记录的原品归台湾藏家刘改造；鸿禧美术馆旧藏一枚现由国内藏家保有；Goodman旧藏一枚归美籍华裔藏家；北京诚轩2007年秋拍也曾上拍过一枚，现况不详。